谷寿夫被枪决的照片，登在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上。
路透社用的是行刑前的一帧，黑白分明：谷寿夫站在那堵灰墙前，双手反绑，身后十名行刑队员举枪站成一排，枪口斜指地面。
法新社发的是庭审照，居正坐在审判席上，法袍齐整，面前摊着厚厚卷宗。
美联社最绝，发了一张谷寿夫被押进刑场时的照片。
照片上他一只脚刚过门槛，身子微侧，脸被风吹得半明半暗。
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的报馆反复翻印，有的在上面加了标题："敌酋伏法"。
更多的，只在照片下方配一行小字：谷寿夫，日本第六师团师团长，今日在武汉枪决。
武汉三镇当天就抢疯了。
报馆门前的石头台阶上，人挤得像不要命。
报童的喊声从江汉关一路传到黄鹤楼。
有个码头上扛活的老人，花了钱买了一份，不认识字，叫旁边一个中学生念给他听。
学生念到"日军中将战犯谷寿夫伏法"时
老人点了一根烟，那个中学生看见老人的眼角是湿的。
后来这个画面被一个外国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发回欧洲，登在泰晤士报的内页里。标题是：《中国市民在码头哭泣》。
中国的报纸把这则消息登得到处都是。
重庆各报推迟了付印，把版面全让了出来。
长沙、桂林、贵阳、昆明、西安，所有的报馆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武汉电稿。
有条件的报纸出号外，没条件的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加上"特刊"二字。
学生把号外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层又一层。
有老师站在布告栏前，一字一句念给低年级学生听。
西安的学校门口，几个学生把谷寿夫的照片剪下来，贴在操场的墙上，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个大大的叉。
有中学生说，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枪声响后"。
消息传到南京，已经是中午。
陆诚把报纸接过来，看了一眼。
这下子可真是争了一口气。
陆诚把报纸放下，说："好啊。终于，这头畜生伏法了。"
赵德明说："有几家外国通讯社还要转载，问我们有没有谷寿夫被俘之后拍摄的照片。"
陆诚说："这就不要给他们了，让武汉去管理舆情，政治上的事情，我们不插手。"
赵德明应下，又低声说："我的意见是这报纸我们要赶紧让其他地方，例如苏北、浙北的赶紧送过来，将报纸下发到一线部队去。"
陆诚说："好，德明，你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
他说完，把报纸折起来，压进公文堆里。
欧洲那边，对东方的这场公审和枪决，反应其实很平淡。
伦敦的几家上流俱乐部里，有人把这当作了早晨的谈资。
伦敦是出了名的雾都。清晨的雾还没有散去，贴着窗玻璃显得灰蒙蒙的。
俱乐部里壁炉烧得旺，铜质炉架被火光照得发亮。
几个穿了粗呢西装的绅士坐在真皮订制沙发里，让侍者把报纸拿来，翻到远东栏，瞅几眼，又丢下。
报纸落在地毯上，没有声音。
一个年轻的子爵把腿翘着，吐了个烟圈："中国人枪毙了一个日本将军。哈哈，两个羸弱的国家在玩行军游戏。"
旁边一个年纪大些的勋爵说："将军？东方的将军算什么。不过是两个落后国家互相撕咬。他们的装备和士兵，和我们的远征军不是一个世纪的东西。"
他把报纸往前推了推，像推掉一块用过的餐巾："看看那照片。那个什么师团长，穿着那样一件灰衣服，像从哪个货栈里拖出来的苦力。就这样的军队，也配叫军队？"
有人端着红茶附和："要是我们派两个旅到那里，用不了三个月，就能把这场战争收拾干净。"
子爵说："两个月。给足军饷和弹药，两个月。非洲的祖鲁人还知道排成方阵，你们看照片上那些东方人，挤得跟码头上的麻袋一样。"
有人笑了一声。
随即大家乐作一团。
"那为什么不去？"人群里有个声音问。
问话的是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端着杯子，问完才觉得不妥。
那勋爵放下杯子，正了正领带："这个嘛，你就不懂了。我们大英帝国，最讲人道。我们怎么能随意去介入他国的血战？这违背我们的原则。"
他说得很慢，像在给一个不懂事的学生上课："他们的战争，是他们的事。我们的文明，不应该被那样的地方玷污。"
这番话在众人听来十分得体。再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不去。
只有那个年轻人低头喝了一口茶，没再说话。
英国人不去，是因为远东的利差还在。
只要长江的航运还能走，只要租界还在，他们乐得清闲。
至于中国人杀了日本人，还是日本人杀了中国人，在他们看来，都和非洲殖民地里的冲突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黄种人的仗打得太久，把贸易的航路搅得有些烦。
可那也只是一点小麻烦。
真正的大账，还轮不到他们操心。
"杀了一个师团长，这是高级官员吧，日本人会罢手吗？"一位太太问。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咖啡已经凉了。
勋爵很有把握地说："当然不会。日本人会报复。他们会更疯狂。要我说，那个中国政府的日子会更难过。当然，这与我们无关。"
他说"与我们无关"时，手里的餐叉和餐刀正在切割一块可颂。
窗外，雾散了一点，泰晤士河上传来一声汽笛，拖得很长。
没有人抬头。
同一份报纸，在巴黎的沙龙里，只值一句评语。
一位常在印度支那做生意的先生，把照片举到灯下看了看，说："中国人到底还是把日本人惹恼了。日本人报复起来，下手不会轻的。对那边的生意，不是好事。"
旁边的人说："那也怪他们自己。打不过，还要打。、"
在柏林，晚报只用了两行字，排在远东新闻的末尾。
倒是几个军官在咖啡馆里议论了几句，说谷寿夫这样的老军人，落到枪毙的地步，也是日本陆军自己的耻辱。
不过像是陆诚的好友勃劳希契却为陆诚感到高兴。
在他看来自己的好友是个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肆意发挥自己才能的优秀将领。
他为自己的好友而感到骄傲。
不仅是他，很多陆诚当年在德国的同窗都为陆诚感到自豪，他们惊讶于陆诚已经到了能指挥这样庞大战役的地位。
不过在大多数欧洲人眼里，远东的事情，永远只是谈资。
海那边的人死了多少，都不如海这边的一场赛马要紧。
日本方面，这可是捅破了天的事情。
消息传进日本时，曾有人试图把它捂在东京的报馆之外。
近卫文麿的首相秘书找了人，把东京的早报全拦下来。
可架不住上海、汉口的电头先上了外国通讯社。
海军省的一个年轻译电员收到法国的电稿后，整个人在原地坐了半天。
他把电稿抄了一份，压在文件夹下，又抄一份，送进了参谋总长的办公室。
参谋总长没说话，只把电稿又转给陆相。
陆相杉山元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上午。
快到午间例会的时候，副官进来通知杉山元，却看见陆相依然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脸色白得跟军礼服的衬衣一样。
报纸虽然拦了，消息却拦不住。
东京的街头，最先传开的是市井里的说法：第六师团在中国全灭了，师团长让人活捉，在武汉打死了。
起初没人信。
师团长，那是多大的官。
东京的妇人说，我们帝国的将军，怎么会被中国人抓住？
后来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传进来，说法就一个比一个难听。
银座的咖啡馆里，有人压低声音议论。
警察来查过几回，抓了几个"散布流言"的，才把声音压下去。
可压下去的声音，都憋在肚子里。
这几天，东京的米价又涨了一回。配给的队伍排得更长了。
主妇们挎着篮子站在冷风里，谁也不说话。
只有神社里的钟声，还像往常一样，一下一下地敲。
天蝗在这天下午召见了近卫。
在知道将要觐见之后，他就在官邸的书房里不断演练如何回答天蝗的质询。。
第一遍，他把责任都推到柳川和谷寿夫身上，说这两个人欺上瞒下，是败军的祸首。
写完之后他自己看了一遍，觉得不合适，像在御前推诿。
第二遍，他加了自责，说内阁督导不周，臣近卫有负圣恩。
第三遍，他把"南京指日可下"又写了上去，想了想，划掉，改成"主力已近城郊，不日当有捷报"。
改到最后，他把草稿全撕了，一个字也没留下。
他站在窗前，看着东京的太阳一点点偏向西方。
车从首相官邸出来，路旁站着穿制服的警员，车过处，路人停步。
云压得很低，街边的樱花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抖。
近卫坐在后座，一路没说话。
他的一只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包里只有几页纸。
纸上写着南京战局的最新报备：谷寿夫被俘并被枪决，陆军一名中将遭处刑；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外围的战斗仍在进行中，主力已近城郊。
他上次面见天蝗时，还信心十足地说"南京指日可下"。
现在，这句话还挂在嘴边，人却已经出了大岔子。
他必须在几句说辞之外，把所有不能明说的事，全压进肚子里。
车在二重桥前停下。
侍从武官迎上来，引着近卫往里走。
石子路扫得干净，脚步声一下一下，在宫墙之间传出去很远。
近卫走得不快，可手里的公文包越攥越紧。
觐见的地方在御文库东侧的一间小厅。
厅不大，铺着榻榻米，四壁是原木的颜色，熏香从里间一缕一缕地飘出来。
窗外的老松把影子投在障子上，风过时，影子晃，障子上的纸就轻轻地响。
近卫跪坐在下首。
他跪坐的时候背挺得很直，双手按在膝上，眼睛只看着自己身前两尺的地方。
时刻保持着礼仪姿态。
屏风横在御座前，天蝗的身影映在屏风后头，看不大清，只觉得那影子一动不动，像早就等在那里。
那影子越不动，近卫的心越往下沉。
天蝗的声音有些沙哑，从屏风后头传来的、："首相，朕一直听你奏报，说中国作战节节胜利。那为什么还有一名师团长被审判？还是陆军的中将。一名中将，被中国人绑在刑场上，用枪打死了。是朕听说的有错，还是你一直在戏耍朕？"
近卫额角冒汗。
他把身子伏低了一些，说："臣等有负圣恩。此次第六师团之覆没，全系柳川平助刚愎自用，谷寿夫擅离职守所致。此二人违背军令，率部冒进，终至大败。华中方面军其余各师团已进抵南京近郊，不日当有捷报。谷寿夫被枪毙一事，虽为陆军的耻辱，但于全局而言，仍属瑕不掩瑜。"
他说这话时没怎么抬头，每一句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一样。
说到"瑕不掩瑜"四个字时，他自己都觉得这是在侮辱陛下。
说到最后，他觉得自己后颈上的汗，已经顺着领子往下淌了。
天蝗沉默了片刻。
近卫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还有熏香灰落下来的一点响。
"嗯，朕是相信首相的。"
天蝗好像真的相信了，他的声音没有起伏
"但是首相，这样的话，朕已经听了三个月。"
近卫的后背一下子僵住了。
"南京到底什么时候能拿下来？"天蝗问。
近卫说："华中方面军已三面合围，臣以为，旬日之内，当有结果。"
他说完，把头低下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旬日"，是实话，还是又一个说辞。
天蝗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的主将刚愎自用，是陆相的责任吗？"天蝗问。
近卫说："陆相统率不力，难辞其咎。"
他说完这句，心里默念：陆军省陆相就自求多福吧。看陛下这个意思，他肯定要被追究了。
天蝗没有说话。
近卫的额头已经低到离榻榻米很近的地方。
他不敢擦汗。
过了好一会儿，天蝗说："朕知道了。该追究的，要追究。陆军必须有说得过去的结果。南京要尽早拿下。不然，帝国和朕都无法向天下臣民交代。"
近卫说："臣遵命。"
他退出来时，腿软得险些绊在门槛上，是内侍扶了他一把。
他站到门外，冷风灌进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天还是阴的，云缝里漏下来一线光，照在宫墙上，转瞬又没了。
身后的小厅里，天蝗仍坐在屏风后头。
内侍进去换香时，看见陛下面前的奏折还摊开着。
窗外，老松的影子还投在障子上，风停了，影子也不动了。
秘书迎上来，他摆摆手，只说了一句："回官邸。"
上了车，他闭着眼靠在后座上，半晌，才对秘书说了一句话："陆相，怕是保不住了。"
秘书没敢应声。
车子开出宫门，路旁的警员又立正敬礼。近卫没有看。
进了官邸，近卫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请陆相。
可陆相杉山元已经自己等在会客室了。
他穿着军装，没戴佩刀。
近卫进来，两人都没有说话。屋里很静，只有铜钟的摆声。
近卫先开口："陛下问，此事谁该负责。"
杉山元说："我。"
近卫说："我很遗憾。"
杉山元说："我比首相更遗憾。但我不怨谁。这仗本来就该这么打。"
近卫说："已经决定了。你退下来。这是陛下的意思。"
杉山元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说："遵命。陆军会派谁接任？"
近卫说："还需和军部议。你今晚把辞表送来吧。"
杉山元站起身，朝近卫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他走路的样子和平日没什么两样，背挺得很直，皮靴在木地板上一下一下地响。
可谁都能听出来，那步子比来时重了。
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
从消息进东京的那一晚起，他就知道，这样为帝国抹黑的事情出在他任内，总要有人出来谢罪。
要不是不甘心，他恨不得现在就切腹自尽。
可他不甘心。
这仗打了半年，陆军的家底铺了大半个中国。第
六师团完了，不代表别的师团打不下去。
南京城外还有十个师团。他还没看见南京城破。
那天夜里，杉山元在自己家中，把军刀从刀架上取下来，看了一整夜，最终没有抽出来。
近卫的动作很快。
第二天，陆军大臣杉山元被免职。
与他一同被罢免的还有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的负责人。
刺杀行动还没行动就胎死腹中。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谷寿夫一直被关在南京的地下银行当中，那里是陆诚的指挥所，是整个南京城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谷寿夫被送往武汉的消息他们也没能及时得到，因为陆诚当初将谷寿夫送往武汉的时候打着的是周明远的旗号。周明远也确实出现在了机场。只不过上飞机的是谷寿夫，等到谷寿夫抵达武汉，他们再临时计划就来不及了。
因此特高课因计划不利被连带。
新任陆相的人选，近卫和参谋总长议了半宿。
参谋总长提了两个人，近卫都摇头。
最后两人商定，先由次官暂署，等南京的战报下来再说。
谁都明白这话的意思：南京一日不下，陆军省这个位子，谁坐上去谁烫手。
消息从陆军省传出来时，楼里的参谋们都在走廊上站着，谁也不敢大声说话。
有人想去找陆相，走到办公室门口，又折了回来。
杉山元是中午离开陆军省的。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楼顶那面旗，敬了个礼。
送行的军官列成两排，没有人出声。
柳川平助被就地免职，押解东京。
命令到第十军司令部时，宪兵已经把院子围了。
柳川平助没反抗，也没多问，把佩刀解下来，交了出去。
第十军司令官的人选，原本已经定下中村小太郎。
中村小太郎是北派陆军的人，资格是够的，原本计划在年中的时候升任大将。
他接了密令，行李都收拾了一半。
任命书还没发出去，松井石根的报告先到了。
松井石根向东京建议：第十军的编制已无实际意义。十八师团和一一四师团应当直属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由方面军军部统一调度。一来可以加强作战协同，二来免得再给军纪败乱的部队一个独立名义。
他在报告里没点柳川平助的名字，可字字都在说他。
近卫把报告交给参谋总长看。
参谋总长看完，只说："可行。"
于是中村小太郎的任命便搁置了。
中村小太郎接到通知时，也并无任何不乐意。
他对着那封收回成命的电文看了半天，只说了句："也好，省的给柳川平助收拾烂摊子。"
松井石根又派参谋长给原第十军司令部的人带话，限三日之内完成交接，原第十军司令部所有人员调回上海候审。
柳川平助在离开指挥部时，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南京城防图。
图已经旧了，边角都卷起来。
他那两个师团，明天就再不用他操心了。
他慢慢把图从墙上揭下来，卷起来，搁在门边。
后来这副图到了松井手里。
松井展开看了看，说："人不行，画再好也没用。"
东京的大地震，松井石根看得最清楚。
他人在上海，离南京前线一步之遥，东京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往他桌上送。
陆军省催他尽快拿下南京，参谋本部催他报出总攻日期，连海军都拐弯抹角来问，华中方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进城。
松井把电报一封一封看完，都没有马上回。
他跟参谋长说："他们急，我们不能急。谷寿夫死在武汉，东京觉得脸上挨了一巴掌。这个时候先动，纯粹为了意气之争，都打成这样了再为政治服务也该考虑实际战争需求了吧，我还能抗住，先不着急，稳扎稳打最重要。"
参谋长说："那总攻的日期……"
松井说："日期我定。但是要等。等天气，等弹药，打了半年，你还看不出来？南京这场仗，急不得。"
参谋长点头。
松井又说："不过东京要交代，也不能不给。你去拟电，就说总攻准备已近完成，各师团正按计划推进。给他们一个盼头。"
参谋长领命去了。
松井一个人站在窗前，他也知道，这一仗打完，他松井石根的名字，要么挂在日本军史上，要么和谷寿夫一样，变成东京街头一人人唾骂的对象。
天又黑下来，上海的灯一盏一盏亮了。
松井把烟掐了，回到桌前。
日本这边军界大震动，海军却看到了一丝不同的风。
海军省的高层在第三天夜里开了个秘密会议。
地点不在海军省的会议室，而是后楼最里头的一间小厅。
来的人不多，海军作战总参谋、军务局几个头面人物，再加两个刚从南方实地考察回来的舰队参谋。
外头的走廊上设了岗，连勤务兵都支开了。
众人落座，没人寒暄。
作战总参谋把一张东南亚地图铺在桌上。
地图上，荷属东印度的岛屿像一串散落的珠子，从马来半岛一路撒下去。
他说："对中战役，帝国已经打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来，陆军打得很热闹。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陆军已经开始出现疲态了，诸位，这不是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方向错了再说就晚了。"
他顿了顿，又说："帝国的命脉是什么？石油，橡胶，锡。这些东西在哪里？在南边。荷属东印度，马来，法属印度支那。那里的海多，岛多，舰队的炮口才真正管用。中国的确很大，可打垮了南京，后面还有武汉，还有重庆。我们打下多少土地，就要投进去多少军队。可南边呢？只要控制了海，就控制了一切。"
"北上的战争，是陆军的战争；南下的战争，才是海军的战争。我们海军不能把自己的前程压在陆军的泥腿子上。"
这话在座的都听得懂。
有个军务局的课长低声说："现在提南下，首相不会点头。英美也不会袖手旁观。"
另一个人说："不是现在，是将来。如果上海、南京一拿下，陆军的风头就算出尽了。那时候，中国再往内地缩，剩下的就是个烂摊子。我们就要在那个时候接过去。帝国的战车不能一味地往西，必须往南。不然，海军的舰队就要锈在港里。"
说话的人把一杯茶慢慢饮尽。
刚从南方回来的舰队参谋说："我们在南方的舰队，这些年不停的在训练，我们的战士们在渴望战争，南方的大洋之上是我们的征程，我们海军的路在印度洋、在太平洋啊。"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点头。
作战总参谋等他们说完，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封面上只有三个字："大和号"。
那字是手写的，墨深得发亮。
他说："这个计划，不是今天才想出来的。华中这一仗拖得太久，陆军已经露出老底。等南京陷落，就是最好的时机，重新分配资源。到时海军将不会再只是给陆军护航的工具。"
他打开文件，指着里面的海图："第一步，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和南中国海的通道；第二步，以联合舰队主力遮断英美增援；第三步，南下苏门答腊、婆罗洲，夺取石油和橡胶。"
"帝国的南方资源圈一旦成形，军财两界都会站在海军一边。到那时，再谈对华作战的强度，就是真的由海军说了算。"
他说完，把文件合上："大和号计划先封存。等陆军把南京拿下来，等他们无法结束对中作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推到御前。"
众人听了，都不再说话。
过了片刻，军务局的人说："计划是好计划。只是眼下，石油储备一天比一天少，舰队出动一回，都要先算油账。真到了那一天，油从哪里来？"
作战总参谋说："所以更要南下。油不在东京的储油库里，油在苏门答腊的地底下。现在省下的每一滴油，都是将来南下的本钱。"
散会时，众人一个一个起身，从后楼的小门出去，各自上车。
没有人在出了这个门之后交谈，所有人都默契的闭口不言。
只有窗外传来远处的几声汽笛，从东京湾的方向传过来，一声长，一声短，像这夜里谁的叹气。
那份写着"大和号"的文件，重新锁回了保险柜。
墨迹上的光，在柜门合上的那一刻，彻底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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