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消息，没有遗体，没有任何交代。
组织上给出的说法是四个字——下落不明。
这四个字压了全家十六年。
母亲等不到父亲的消息，精神一点一点崩溃。
在苏洋六岁那年，她走了。
走之前的两年，她整天抱着父亲的照片，嘴里不停念着父亲的名字。
有时候半夜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看到爸爸回来了。
到最后，她瘦得不成人形，连天天守在身边的苏洋都认不出了。
苏洋永远忘不了母亲最后的样子。
她死死拉着他的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口，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
苏振国。苏振国。苏振国。
念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她的手松开了。
苏洋闭了闭眼，在“家庭情况”那一栏，工工整整写下了四个字——
父母双亡。
写完之后他愣了几秒。
严格来说，父亲只是“失联”，并没有确认死亡。
但一个消失了十六年、没有任何音讯的人，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在苏洋心里，父亲早就死了。
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只是墙上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别人口中偶尔提起的几个字，是让母亲发疯的根源。
他恨这个男人。
恨他丢下母亲，丢下自己，丢下这个家。
恨他让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还在地里刨食，只为供一个孙子上学。
恨他让自己从小被村里人指着脑门骂“没爹的野种”。
填完家庭情况，苏洋看到下面一栏——紧急联系人。
他本想填爷爷的号码，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
爷爷耳背得厉害，就算接到电话也听不清，而且他不想让家里知道自己在申请贫困补助。
想来想去，他填上了赵叔的号码。
赵叔叫赵国安，是父亲当年的同事。
父亲失联后，赵叔就一直在照顾他们家，每隔一两年来看他一次。
赵叔每次来都穿着很普通的衣服，看不出什么身份，话也不多。问问苏洋的学习和身体，留下一些钱，嘱咐爷爷奶奶照顾好孩子，就走了。
每次临走，赵叔都会把一张纸条塞进苏洋手里，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小洋，这个号码你收好，平时不要打，真遇到急事了再打。”
苏洋问过他，这是谁的电话。
赵叔说是他的工作电话，平时忙，不方便接。
苏洋也没多想，这些年他顺顺利利地长大，没遇到过什么“急事”，从来没拨过那个号码。
今天，他第一次把这个号码写在了纸上。
填好所有表格，苏洋把材料整理好，交给了负责收材料的学习委员钱浩文。
钱浩文白白净净的，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的T恤上有个小马的LOGO，说话时下巴总是微微抬着。
据说他爸是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家境优越。
钱浩文接过材料，随手翻了几页。
他的目光停在了“父母双亡”四个字上。
抬起头，看了苏洋一眼。
“父母双亡？你家这么惨？”
语气说不上恶意，但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苏洋听得很清楚。
他没有回答，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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