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
“你愿意做正式的笔录？”
吴科长点了点头。
“现在？”
“现在。”
一个小时后，吴科长坐在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是讯问室——做了一份详细的笔录。
他交代的内容比陆诚预想的要多。
不只是招投标备案的问题。他还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
“李济康不只跟曹学明有往来。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系人——但不是公安系统的。”
“谁？”
“我不知道名字。但有一次在清和茶舍——大概半年前——李济康接了一个电话。接完之后他跟张海波说了一句话。他说——‘区里那位说了，今年的市政项目不用急，等规划调完再动。’”
“区里那位。”
“对。李济康说的就是‘区里那位’。不是具体名字。但张海波听了之后好像很明白是谁——他们的表情那种……心照不宣。”
“区里那位”——可能是区政府的某位领导。
结合陶正清在亲笔证词中提到的“比曹学明级别更高的人”——
两条信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但还是没有名字。
陆诚没有追问。逼一个已经主动配合的人去猜测他不确定的事——没有意义。
“吴科长，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接下来——请你回去正常上班，不要跟李济康或者任何相关的人联系。如果有人来找你——不管是谁——你就说不知道。”
“好。”
“还有一件事——你收的那些钱。如果家里还留着——整理好。后面会有人跟你对接退赃的事。”
吴科长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陆诚一眼。
“陆大队长——你多大？”
“二十二。”
吴科长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苦笑还是感慨。
“二十二。”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推门走了。
……
吴科长的笔录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他打开了一个口子。
利益共同体最怕的不是外部压力——是内部瓦解。
当链条上的第一个人开始说话——其他人的心理防线就会松动。
“他都说了，我再扛着有什么用？”
这是人性。
陆诚预判——吴科长不会是最后一个来找他的人。
果然。
当天下午，另一个电话来了。
打电话的人——陆诚不认识。
“陆大队长，我是张海波。恒泰建设的。”
“说。”
“我想——也跟你谈谈。”
……
张海波的“谈谈”比吴科长的坦白要复杂得多。
这个人不是一个被动卷入利益链的基层科员。他是恒泰建设的实际经营者——正清建筑倒了之后，恒泰接过了大部分工程。他是李济康在商业端的执行者之一。
陆诚没有选择公园这种开放场所。他让张海波直接来了分局。
张海波到的时候穿着一件深色的商务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看起来比预想中冷静。但他坐下之后——他的左腿在桌子底下一直在抖。
“陆大队长，我说的话——你能保证安全吗？”
“你是主动来的。我保证程序合法、笔录保密。但安全这个词——取决于你说的内容和后续的司法程序。如果你有自首意愿——法律会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张海波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名片上印着“恒泰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海波”。
“这个公司——不是我的。”他说。“法人代表是我的名字，但实际控制人是李济康。正清建筑也是——陶正清死了之后，公司名义上倒闭了，但资质、人员、设备全部转移到了恒泰。博远工程也是同样的模式。三家公司一套人马——都是李济康的。”
“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操盘手。李济康不直接出面管工程。他负责搞定上面的关系——拿地、拿项目、打通审批。我负责执行——组织施工、管理财务、应付检查。”
“利润怎么分？”
“每个项目——刨去成本和给各环节的打点费——净利润我拿三成，李济康拿七成。”
“三成。近五年总共多少？”
张海波沉默了一下。
“大概——一千二百万左右。”
一千二百万是三成。
七成是两千八百万。
加上给各环节的“打点费”——曹学明六百万、宋远征几百万、吴科长十五万、高建国不知道多少、其他环节零零总总——整条利益链五年流转的资金总额远超两个亿。
“张海波，我现在问你一个关键问题。”陆诚的声音降低了半度。“陶正清的死——你知道多少？”
张海波的腿不抖了。但他的手开始抖了。
“我——没有直接参与。”
“间接呢？”
沉默了很久。
“陶正清出事的那天晚上——李济康给我打过电话。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他只说了一句话——‘今晚的事你不要管。’”
“你听了之后呢？”
“我什么都没做。第二天早上——我在新闻上看到了陶正清坠亡的消息。”
“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想——完了。”
“完了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不是意外。”
张海波的声音在发抖。
“陶正清之前跟李济康闹得很僵——因为三中教学楼的事。陶正清说他要自首。李济康急了。他劝了很多次——陶正清不听。我记得有一次——大概出事前半个月——李济康跟我喝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老陶这个人，太不识相了。有些事，不是你想收手就能收手的。’”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半个月后——陶正清就死了。”
陆诚的笔在本子上停了一下。
“宋远征呢？”
“宋远征——是陶正清死了之后变的。陶正清活着的时候，宋远征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陶正清死了之后——宋远征开始害怕了。他觉得陶正清是被人弄死的。他跟李济康说他不想干了。”
“李济康怎么说？”
“李济康说——‘你现在说不干了？你收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敢乱来——你也想想你老婆孩子。’”
陆诚的目光锐了。
“这是威胁。”
“是威胁。但宋远征后来还是越来越不稳定——他开始酗酒，经常半夜打电话给李济康说胡话。李济康很烦他。有一次李济康跟我说——‘宋远征这个人，迟早是个麻烦。’”
“然后半年后——宋远征就死了。”
“对。”
“你怎么看宋远征的死？”
张海波的手指绞在了一起。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自杀还是被杀——我没有证据。但——如果你问我的直觉——”
他抬起头。
“宋远征不是会自杀的人。他胆子小，但他贪生怕死——正因为贪生怕死才会害怕。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会选择上吊。”
陆诚把这段话记了下来。
然后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李济康的上面——还有人吗？”
张海波的表情变了。
变的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知道再往前一步就没有退路了——但也知道不往前走就永远被困在悬崖上。
“有。”
“谁？”
张海波深吸了一口气。
“副区长。姓周。叫周国栋。”
办公室里一瞬间安静了。
副区长。
周国栋。
陆诚的脑海里快速搜索了一下——青禾区副区长周国栋，分管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就是说——城建局、规划局、住建局——全在他的分管范围内。
一条两亿规模的工程利益链，涉及城建、规划、住建三个部门——全在一个副区长的分管范围内。
这不是巧合。
这是设计。
“你怎么知道是他？”
“李济康跟我说的。不是直接说——是有一次他喝多了，说了一句话。他说——‘周区长那边这个月要五十万，你把博远的账走一下。’”
“就这一次？”
“不止。但大部分时候他不会提名字——就说‘上面’或者‘区里’。提名字的那一次——是他喝多了。说完之后他自己也愣了一下。然后他看着我说——‘这句话你没听到。’”
“你记住了。”
“我记住了。”
陆诚合上了笔记本。
周国栋。
白板上最顶端的那个问号——终于有了一个名字。
但张海波的口供不够。
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的人的单方面口供——在法庭上很容易被辩方打掉。“他喝多了说的”——这种证据的可信度会被质疑。
需要更多。
需要资金流向的证据——从李济康到周国栋的钱是怎么走的。
需要其他人的交叉验证——还有没有人知道周国栋在这条链里的角色。
需要周国栋本人的反应——如果证据够了，传唤他时他会怎么说。
但这已经超出了陆诚作为刑警大队长的职权范围。
许卫中说过——超出范围的事交给该管的部门。
一个在任副区长——这是纪委的事。
陆诚拿起电话。
“许局。张海波供述了一个名字。”
“谁？”
“周国栋。”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
“你确定？”
“张海波的口供。需要进一步验证。但——这个名字解释了所有我们之前解释不了的问题。为什么这条利益链能运转这么久、涉及这么多部门——因为协调者是分管领导。”
“陆诚。”许卫中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度。“这件事——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往上查了。”
“我知道。该移交的移交。”
周国栋的名字被递上去之后，陆诚就退出了。
不是不想查——是不能查。
一个在任副区长，涉及的已经不是刑事案件的范畴，而是政治纪律的范畴。许卫中说得很清楚：“从现在开始，李济康和周国栋的线由市纪委和省厅联合接手。你手上的证据材料全部移交。青禾区刑侦大队只保留陶正清坠亡案和宋远征死亡案的刑事侦查权。”
“明白。”
移交的过程比想象中快。
省厅派了专人来接收材料——两名处级干部，带着三个箱子，在市局的档案室里跟陆诚对接了一整个下午。
每一份笔录、每一件证物、每一段录音，逐项登记、签字、封箱。
陆诚站在一旁，看着那些他和赵宗华、黄涛、小鲁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东西被装进标准化的档案箱里。
赵宗华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这么辛苦弄出来的东西，交出去了，有点不甘心。”
陆诚没说话。
不甘心是真的。但规矩也是真的。
一个二十二岁的刑警大队长，能做到的事情是有边界的。把证据链搭到这一步，已经是他能做的极限。
剩下的——交给该管的人。
他只需要确保一件事：证据是铁的，谁也翻不了。
移交结束后，省厅的人跟他握了手。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处长看了他一眼：“小陆，听说你才二十二？”
“是。”
处长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带着箱子走了。
……
三天后。
市纪委对周国栋进行了留置。
同一天，李济康被市局以涉嫌行贿罪、故意杀人罪（指使）正式逮捕。
消息传到青禾分局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许卫中亲自打来的电话。
“李济康在被捕时没有抵抗。周国栋在留置谈话中——据说情绪崩溃了。”
陆诚没有问细节。那不是他该知道的。
“陶正清的案子呢？”他问。
“市局的意见是——陶正清坠亡案重新定性为故意杀人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宋远征案同步移送。主要嫌疑人李济康、曹学明。执行人待查——这部分省厅会继续追。”
“好。”
“还有一件事——曹学明松口了。”
陆诚微微一顿。
“他什么时候松的？”
“今天上午。他的律师来看过他之后——律师走了，他就提出要见办案人员。用了两个小时，交代了从2018年到2022年所有跟李济康的利益往来。跟小本子上的记录基本吻合。”
“他为什么突然松口？”
“大概是知道了周国栋被留置的消息。”许卫中的声音里有一丝意味深长。“靠山倒了——最后一根支柱没了。硬扛没有意义了。”
利益共同体的崩塌，永远是从顶部开始的。
当最上面的人倒下——下面的人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
不是因为良心发现。
是因为博弈论。
“当所有人都不说——沉默是最优选。但当有一个人开口了——第一个配合的人能拿到最轻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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