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强几乎是一路拽着我回的家。
他的手劲很大，像是要把三十年的不甘和愤怒都倾注在其中。
一进门，他甚至没来得及换鞋。
“找！”
他只说了一个字，就像一个下达了总攻命令的将军。
然后，他一头扎进了我们那间堆满了杂物的储藏室。
我也立刻行动起来。
我们这个家，面积不大，东西却多得吓人。
每一件东西，都承载着一段记忆，我们俩谁也舍不得扔。
现在，这些承载着温情的老物件，却成了阻碍我们找到希望的障碍。
储藏室里很快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声响。
那是周国强在搬动那些落满灰尘的纸箱子。
我则冲进了我们的卧室。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寻找一切可能与三十年前那家工厂有关的纸质证明。
我拉开老式衣柜最下面的抽屉。
里面放着一些压箱底的旧物。
我年轻时穿过的几件的确良衬衫，叠得整整齐齐。
儿子周涛小时候穿过的虎头鞋。
还有我们俩的结婚证。
红色的封皮已经褪色，但上面的烫金字迹依然清晰。
我看着结婚证上，我们俩年轻的、带着傻气的笑脸，鼻子一酸。
那时候，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什么都不怕。
现在，我们好像有了一笔巨款。
却怕得要死。
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拿出来，又一件件放回去。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又去翻床头柜。
里面是周国强的一些宝贝。
他年轻时获得的各种技术标兵的奖状。
一张张都用塑料膜仔细地包好了。
他把这些荣誉看得比命都重要。
我一张张地翻看。
鲜红的印章，烫金的大字。
这些东西，能证明他曾经的优秀。
却不能证明他当年的收入。
客厅里，周国强已经把储藏室翻了个底朝天。
一个个纸箱被他粗暴地撕开。
旧报纸，旧杂志，儿子上学时的课本和作业本……
被他扔得满地都是。
整个家，像是被洗劫了一样。
灰尘在空气中飞扬，呛得人直咳嗽。
周国强跪在地上，在一堆旧纸张里疯狂地翻找着。
他的头发乱了，脸上沾着灰，样子狼狈不堪。
“没有！没有！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他像一头困兽，发着绝望的嘶吼。
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帮他一起找。
“国强，你别急，慢慢来。”
“我们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可能放在别的地方？”
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能放哪儿？这个家就这么大点地方！”
“厂子都没了十几年了，谁会留着那些废纸！”
他一拳砸在了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手背上，瞬间就红了一大片。
我心疼地抓住他的手。
“你这是干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吗？”
他甩开我，猛地站了起来。
“我不找了！”
“这钱，我们不要了！”
“就当是喂了狗了！”
他转身，就要往外走。
我知道，他这是彻底绝望了。
他的骨气，他的骄傲，在现实面前，被砸得粉碎。
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放弃。
我们三十年的坚持，不能就这么变成一个笑话。
我从地上爬起来，冲到他面前，拦住了他。
“周国强！”
我大声地喊他的名字。
“你看着我！”
“三十年前，是谁拍着桌子说，要把钱捏在自己手里的？”
“三十年里，是谁受了白眼，借钱给儿子交学费，也没说一个‘悔’字的？”
“又是谁，在银行里，挺着胸膛，说我们没错的？”
“现在，就因为这么一点困难，你就要当缩头乌龟了？”
“我告诉你，周国强，我徐惠珍没嫁给一个孬种！”
我的话，像一记记耳光，扇在他的脸上。
他愣住了。
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
眼里的疯狂和绝望，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震撼，和一丝愧疚。
许久，他才沙哑着开口。
“惠珍……我……”
我没让他说下去。
我走到那堆杂物前，从最底下，拖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木箱子。
这个箱子，是我的嫁妆。
里面放着的，都是我最珍视的东西。
我打开箱子。
里面是几本相册，还有一些信件。
我拿起最上面那本相册，翻开了第一页。
那是一张黑白的全家福。
是我，周国强，还有襁褓中的周涛。
照片的背景，就是我们那家已经消失的工厂的大门。
“国强，你看。”
我把相册递到他面前。
“厂子是没了。”
“但人还在。”
“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年厂里的人，就一定有办法证明。”
“一个一个地找，一家一家地问。”
“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能为我们说话的人！”
周国强看着照片，又看着我。
他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重新亮了起来。
他伸出手，接过相册，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照片上我们年轻的脸。
“对。”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却无比坚定。
“人还在。”
“我们去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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