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在第三天开始往外传的。
最初只是在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内部被提及。一位委员在食堂跟隔壁桌的熟人提了一嘴“江部长来开会，带了一根马鞭放在桌上”，对方追问“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这个年轻人不好惹”。食堂里人多，话传得快，两天之内，省委大院、省政府办公楼、省政协驻地，凡是消息灵通一点的人，几乎都知道了这件事。
版本也在传播中分了几条岔路。
省委组织部的版本是：“宣传部江部长去政协开会，现场拍了桌子，据说还带了家伙。”
省政协的版本是：“江临舟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马鞭放在桌上，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听我讲道理’。”
省政府办公厅的版本更离谱一些：“听说江临舟去协商会拍桌子，当场把一个老委员气倒了。”
这些版本各说各的，但核心信息是一致的：江临舟去政协开了一场会，会议气氛很硬，他本人带了马鞭，态度极其鲜明。
消息最早传到省委组织部的时候，黄远正在审阅一批干部考察材料。秘书小刘进来送文件，顺口提了一句。
“部长，听说宣传部江部长去政协开会，带了根马鞭。”
黄远抬起头。“马鞭？”
“是。据说是他在会上把鞭子放在桌上，问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委员们，基金调整方案里新增的条款是谁提议的。”
黄远放下笔，想了想，没有评价。他拿起那份干部考察材料，翻到江临舟的名字那一页，停了两秒，又合上了。
当天下午，黄远在食堂遇到了陈卫疆。两人一桌坐下后，黄远以闲话的口吻提了一句。“你们部长最近挺活跃。”
陈卫疆吃了一口菜，不紧不慢地回应。“是挺活跃。程书记那边也知道这件事了，找他谈过话。他回来之后，把马鞭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不再往外带了。”
黄远点了点头，没再多问。他心里有数了——程琥已经介入，这件事不会再继续扩大。江临舟这个人，程琥是认可的，但方式上被提醒过了。这是领导层的态度。
而在更基层的层面，流言的影响更大。
乌市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年轻干部在私下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听说省宣传部新来的江部长，去政协开会的时候把马鞭放在桌上，当场问得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说不出话。”
群友回复：“真的假的？”
“真的。我一个同学在政协秘书处，亲眼看见的。”
“这人什么来头？这么猛？”
“听说是从汉东调来的，家里是军医世家，在汉东做宣传的时候就很有名。”
“那以后咱们可小心点，别撞他枪口上。”
同一天下午，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在走廊里遇到民宗委的廖副主任。两人寒暄了两句，对方忽然压低声音。
“老廖，上次基金那个调整方案，是你在起草吧？”
“是。怎么了？”
“江临舟去协商会了。带着马鞭去的。”
廖副主任的脚步顿了一下。他没有接话，只是点点头，说了一声“我还有事”，转身往另一侧走廊走去。
消息传到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那天晚上，老主任在自家书房里坐了很久。
他今年七十多岁，在政协工作了将近二十年，见过的干部多了。一个省委常委，三十多岁，带着马鞭来开协商会，这件事本身并不算多大的场面。但问题在于，江临舟带来的那根马鞭，不是一个陌生的物件。他后来让人查了一下，那根马鞭的主人是当年进疆的一位维族老将军，后来转业到兵团，守了半辈子边境。这位老将军在戈壁省的老一辈中很有威望，在民族干部中也很受尊重。江临舟带着他的马鞭来开会，传递的信息不是威胁，而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
“他是在告诉我们，他不是来做交易的。”老主任在心里想。
第二天一早，老主任给程琥打了个电话。电话内容很简短。
“程书记，关于上次江临舟同志来政协开会的事，我已经和委员们通过气了。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会出具正式意见，对基金调整方案中涉及宣传类项目的条款进行复核。这份意见，我们会按程序报省政府办公厅，同时抄送省委宣传部。”
程琥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辛苦了。”
“不辛苦。”老主任停了一下。“程书记，我还有一句多余的话。”
“您说。”
“江临舟同志这个人，适合在边疆工作。他有锋芒，但不是那种只凭火气做事的年轻人。他带着那根马鞭来，说明他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对他没有意见。”
程琥听完，安静了两秒。“好。我明白。”
流言传到戈壁大学的时候，已经是第五天了。历史系的一位年轻讲师在课间跟同事聊天时说：“听说省里新来的宣传部长，去政协开会的时候拍桌子了，还带了鞭子。”
同事说：“你听谁说的？”
“微信群里传的。”
“微信群里的消息，你信一半就不错了。”
“那马鞭的事总是真的吧？”
“马鞭是真的。”同事想了想。“我一个同学在省政协秘书处，他说江部长确实带了马鞭，但没拍桌子。他就是把鞭子放在桌上，然后问了几个问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委员们后来还专门开了会，出了正式意见。”
“那这算什么？威胁？”
“不算威胁。算态度。”
而流言传播的最后一个版本，落在了兵团团场的老职工中间。一位在乌市办事的团场职工，在饭馆里跟邻桌的老乡闲聊时说：“听说省里新来的宣传部部长，去开政协会带了一根马鞭，那鞭子是他从一位老将军手里接下来的。”
老乡问：“哪位老将军？”
“据说是当年跟着部队进疆的，后来在兵团待了一辈子。”
老乡沉默了一会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那这个年轻部长，至少知道兵团是什么。”
流言到这一步，已经从最初的“拍桌子、带家伙”，演变成了“年轻部长去政协开会，态度鲜明地核实基金调整方案”。江临舟本人并不知道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他只知道省政府办公厅在十天之后送来了一份正式回复。
回复中写明，经复核，基金调整方案中涉及宣传类项目的条款，存在表述不够明确、适用边界不够清晰的问题。省政府办公厅建议民宗委对该条款进行重新论证，在论证完成前，宣传类项目可继续按原有渠道申报。同时，省政府办公厅将协调省财政厅、省民宗委，为广电局和教工委的两个项目提供合规的资金保障渠道。
江临舟看完回复，把文件放进了档案夹。他没有再找陈卫疆商量，也没有再给任何人打电话。这件事到此为止。他在笔记本“民族协商委员会”那一页的末尾，补上了最后一行字。
“马鞭没有再带出去。但事情办成了。”
从那天开始，戈壁省的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叫“江部长讲道理”。这句话没有明说讲道理的代价是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他讲道理的时候，不是空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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