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程琥的电话，在江临舟从协商会回来的第二天就打了过来。
省委书记秘书小杨，在电话里说得很简洁。
“江部长，程书记请你下午三点，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江临舟应了一声，挂了电话，没有问是什么事。
马鞭放在协商会圆桌上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件事不会只停留在那间会议室里。
下午两点五十分，江临舟到了省委书记办公室门口。
门虚掩着，里面没有交谈声。江临舟抬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
“进来。”
程琥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茶。
抬眼看了一下江临舟，伸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然后把文件合上，放到一侧。
江临舟坐下。
程琥没有立刻开口，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时杯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临舟同志，我听说你去政协开了一次会。”
“是。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专题沟通会。”
“带着马鞭去的？”
“是。”
程琥靠在椅背上，目光平视着江临舟，没有立刻评价。
安静了两三秒，程琥才开口。
“说说，怎么回事。”
江临舟没有回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简要复述了一遍。
省政府办公厅的回复函将责任推给协商会“部分委员”，他带着马鞭去协商会核实。
会上问了三个问题，把马鞭放在桌面上，最后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答应出具正式意见。
程琥听完，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放下时，语气比刚才缓了一些。
“政协那边有人给我打了电话。
不是告状，是问情况。
说‘江部长来开会，带了一根马鞭放在桌上，我们的委员有点没摸清他的意思’。”
江临舟没有接话。
“我听了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在表达态度。”
“是。”江临舟没有否认。
“但我不只是表达态度。
我在协商会旁听的时候，看到两位委员因为草场和水源的问题拍桌子动手。
买买提部长把我拉到一边说，‘不是平静，是可控’。
后来陈卫疆同志跟我说，‘打架是有益和谐团结的’。
我原来不太理解，后来想明白了。”
程琥没有打断，示意他继续。
“在戈壁省，很多问题不是靠程序能解决的。
程序是底线，但程序之上的空间，需要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填充。
我跟您派我去协商会之前那样，先看先听，然后我学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有时候需要把姿态放下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来喝茶的。”
程琥的目光在江临舟脸上停了一瞬，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认同，也像是提醒。
“所以你把老将军的马鞭带去了？”
“对。那位维族老将军在病床上跟我说的那句话，‘你手里有鞭子，别人才听你讲道理’。
我带到协商会上，当着委员们的面放在桌上。
不是要打人，是让他们想起一些事。
想起协商会本身是干什么的，想起民族团结这四个字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程琥沉默了一会儿。
他的目光从江临舟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那份合上的文件上，然后重新抬起来。
“临舟同志，你做的事情，我理解。
协商会那边确实有程序上的模糊地带，省政府办公厅的回函也确实没有给出实质结论。
你需要一种方式来推动，这个我能理解。”
他停了一下。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带着一根马鞭去政协开会，如果被误解成‘武力威胁’呢？
如果有人在背后传，说江部长去政协拍桌子了，带着鞭子去的。你怎么办？”
江临舟没有立刻回答。程琥的语气从“理解”转向了“提醒”。
“边疆省份，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民族成分复杂。
你做事有魄力，有锋芒，这是优点。但锋芒太露，有时候会伤到自己。
尤其是你刚来不久，在戈壁省还没有扎下根。”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语气比刚才更平实了一些。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不是批评。
你推动的那几件事——雕塑排查、教材审核、基金核实，方向都是对的。但你用的方式，需要把握一个度。”
程琥竖起一根手指。
“偶尔的个性外露，有利于在边疆省份建立权威。戈壁省的干部认这个。你光讲道理，他们觉得你软。你带着马鞭去，他们觉得你硬。硬有硬的好处。但太硬了，就过刚易折。有些人会怕你，但怕你的人，不一定服你。”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过于强势，反而不好。协商会那些人，你逼他们一次，他们会退一步。但你逼得太紧，他们就会变成对立面。戈壁省的民族工作，最怕的就是对立。所以你要把握一个度——该硬的时候硬，该收的时候收。”
江临舟认真听着，没有插话。程琥说完了，靠在椅背上，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程书记，我记住了。”
“记住就好。”程琥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这件事，我的建议是，你暂时不要再跟进协商会那边的进展。省政府办公厅的核实结果，他们会正式给你答复。协商会的意见出来之后，由省政府统筹处理。你在宣传部等结果就行。不需要再带马鞭去任何地方。”
“好。”
程琥点了点头，然后话锋一转。
“还有一件事。你那个马鞭，是老将军送的？”
“是。在军区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把这根马鞭给了我。他是当年跟着部队进疆的那批人，后来转业到兵团，在边境上守了大半辈子。”
程琥听了，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多问。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省委大院的树。春天的气息已经开始显现，树梢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临舟同志，戈壁省的春天来得晚，但来了之后，变化会很快。你刚来的时候还是冬天，现在快进春天了。”
江临舟也站起身。程琥没有转身，只是背对着他说了一句。
“马鞭放在家里，或者放在办公室里，都可以。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再考虑带不带。”
江临舟明白这句话的分寸。他把马鞭放在桌面上，是让协商会的人看见他的态度；程琥让他把马鞭“放在家里”，是告诉他态度已经表达过了，接下来不需要反复表达。
“我明白。谢谢程书记的提醒。”
走出省委书记办公室时，走廊里的阳光正好从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一道长而均匀的光带。江临舟走在光带里，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
回到宣传部办公室后，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取出那根用绸布包着的马鞭，没有打开，只是把它放进了办公桌最下面一层的抽屉里。然后翻开笔记本，在“民族协商委员会”那一页的末尾补了一行字。
“马鞭放在桌面上的那一刻，态度已经表达了。程书记说得对——第一次是表明立场，第二次就是多余了。”
写完，他把笔记本合上，把抽屉推回去，拿起桌上教工委送来的清代卷初稿，开始翻阅。
窗外的春天正在到来。戈壁省的工作，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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