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眼睛红了，这次没有立刻掉眼泪。
她低声说：“如果那天我没骗分，我们会不会还是朋友？”
我摇头。
“朋友不会凌晨三点设闹钟。”
她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我拿起学位证，走向拍照区。
快门声响起时，邱棠喊：“许知禾，看这边。”
唐宁小声说：“湖城第一名，看镜头。”
我抬头。
照片里的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得多夸张。
我只是站得很直。
九月开学，我拖着行李箱进湖城大学。
法学院门口的银杏还没黄，新生报到处排着长队。
沈教授的学生师姐来接我，递给我一张项目安排表。
“许知禾，老师说你对基层调解熟，开学第一周就跟我们去社区。”
我接过表：“好。”
师姐笑：“你不休息？”
“我休息过了。”
她没听懂，也没追问。
中午，我收到邱棠的消息。
她考上了本校辅修项目，发来一张新宿舍照片。
唐宁也发了一句：“我找到工作了，虽然不是梁曼秋介绍的那种，但挺正规。以前对不起。”
我回：“好好做。”
最后一条消息来自陌生号码。
“许知禾，我准备二战了。”
没有署名。
我知道是梁曼秋。
她又发：“这一次我会自己考。”
我看了很久，删掉对话框。
师姐在门口喊：“知禾，走了。”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跟上她。
社区调解室在老城区，楼道窄，墙皮掉了一块。第一位当事人是个老人，手里攥着一叠缴费单，坐下就说：“老师，我不是要钱，我就是想让他们回家看看我。”
师姐看向我：“你先问？”
我拉开椅子坐下。
“阿姨，您慢慢说。今天我们不劝您大度，我们把事一件件写清楚。”
老人抬头看我，眼里有一点光。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复试教室里沈教授问我的问题。
如果没有钱，没有关系，说话不够漂亮的人坐在你面前，你该怎么对待她。
我现在有了更确定的答案。
不要替她认命。
也不要让任何人借着善良，逼她退场。
窗外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响了一声。
我低头摊开记录本，第一页写下今天的日期。
这不是我赢过梁曼秋后的彩蛋。
这是我的新路。
开学第三周，社区项目出了第一份争议案。
那位老人有三个子女，前两个在电话里答应得很好，到了调解室又互相推。
大儿子穿着衬衫，进门就说：“我每个月给钱，已经尽义务了。”
二女儿把包往桌上一放：“妈偏心，老房子给了大哥，现在让我照顾，凭什么？”
小儿子一直玩手机，头也不抬：“我在外地，来一趟车费都不少。”
老人坐在角落，手里的缴费单被揉得起皱。
师姐看向我，示意我记录。
我问：“上周是谁送阿姨去医院？”
三个人都不说话。
老人小声说：“邻居送的。”
大儿子皱眉：“妈，你怎么不早说？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我把医院单据推到他面前：“缴费短信发到你手机上了。你回复的是忙。”
二女儿立刻说：“你看，他就会装孝子。”
我又把第二张纸推给她：“阿姨给你打了四个电话，你接了一个，说孩子要补课。”
小儿子笑了一声：“那也不能怪我，我真在外地。”
我看向他：“车票记录显示，你那天在湖城。”
他脸上的笑没了：“你查我？”
“你母亲拿给我们的，她说怕自己记错，想给你留面子。”
老人低下头，眼泪砸在缴费单上。
调解室里没有人再吵。
师姐后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要先问医院？”
我说：“因为最会喊委屈的人，通常最怕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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